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重大意义、内在基础、实现路径作出了新阐释。
“两个结合”何以必要
只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指导中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蕴含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必须着力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严重脱离实际，使中国革命“吃了大亏”。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同志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历史经验，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开始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这深刻而精要地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在道理。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历来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波格丹诺夫等人完全摒弃俄罗斯传统文化、试图在“实验室”条件下创造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空想主张，列宁予以深刻批判，强调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俄国传统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血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生长之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文化血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化滋养之源。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种血脉的结合、融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两个结合”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作为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总结世界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列宁说：“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总括性、普遍性的特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具普遍的、根本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具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普遍特性，具有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一般特点。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反复强调俄国工人运动要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就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有了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具体而言，其一，宇宙观方面。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而“与天地精神往来”。荀子既以“天行有常”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也以“制天命而用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宇宙观，与西方近代以来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截然不同，而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和解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二，天下观方面。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重要思想。《尚书・尧典》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少知识分子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相联系、相比附。1926年，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虚构的马克思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在这方面也做了一种相近性言说。其三，社会观方面。“和”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是深刻影响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观念。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社会观，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阐发以及关于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未来设想，有诸多契合点。其四，道德观方面。中国人与人为善、义利相兼等伦理观、道德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并重等倡导，有相近相融之处。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主动性。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也是牢牢立足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先进政党，具有积极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主动性。从历史角度看，如前所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又根据实际需要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更好地把握历史主动。
“两个结合”如何推进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准基本国情，明确中心任务。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所要结合的实际，常常是变动不居、发展变化的。在准确分析当前形势基础上明确自己的任务，增强全党行动的自觉性和统一性，是我们党的优势和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以此为指导，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品格。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切入点、基础、中介，实际中的问题有待理论上的回答，理论上的问题需要在实际中解决。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为此，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良性互动。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相结合，是学术理论界积极探讨的重要议题。在这方面，基本的前提是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的重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把那些跨越历史时空、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概念、理念发掘出来，作出新的时代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论述在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国际化交流时具有优势，但也存在逻辑性、时代性方面的短板，其中的不少经典表达亟待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关于“天人合一”这个重要命题，存在“天人感应”“天人相通”“人天同构”“人天同象”等多种解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将“天人合一”解读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容易让人接受。总之，对待传统文化，“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其加以深度挖掘和现代转换，使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质和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风俗、风骨、风貌。在这方面，我们尤其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包括天下为公、立德修身、家国一体、维新变革、追求中和、崇尚整体等，使之有机融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同时，还要重视概念、用语层面的融入，诸如“实事求是”“小康”“守正创新”等，已经被赋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今后还有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用语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
“两个结合”不是自动实现的。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传统文化研究者和实践者乃至全体中国人民的主体自觉、历史担当，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深厚的中华文化情怀、强烈的理论创新意识，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孙来斌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1日 11版）